近年来，微信泄密问题屡禁不止、高发频发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泄密“重灾区”。心理是行动的先导，从保密管理实践和大量泄密案例分析来看，微信泄密行为往往源于一些错误的心理认知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。

有的同志认为，微信传发信息多如牛毛，有关部门的涉密信息管理肯定不能面面俱到，即使能够全面覆盖，也不过是用关键词简单搜索，只要使用拼音、字母、别字、谐音等方式作一下模糊处理，或者拍成图片、使用语音、转换格式传发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躲避。这种心理，恰似遇到威胁就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，实属掩耳盗铃、自欺欺人。在近年来的微信泄密案件中，不乏当事人采取自作聪明的规避措施，有的甚至采取对方阅看之后迅速“撤回”的招数，但都造成了严重后果。

有的同志只求工作效率，不顾保密纪律，在传达上级精神和领导指示时，觉得使用微信一键发送、静待回复的做法省时省力。这种心理，究其根本是把保密纪律当成了工作开展的“绊脚石”，而非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个人前途命运的“安全绳”，表面上便捷了工作，实则方便了敌特窃密。2020年，某单位干部李某通过微信群传达1份秘密级通知，案件发生后被处行政记过处分。李某在接受调查时坦言，其单位在外人员有10多个，手头上事情一多就想走“捷径”，忽视了保密纪律，现在想来悔不当初。

有的同志不以保密为责任、却把知密当“本事”，工作中知晓了外界关注的涉密信息，迫不及待地想在微信群“爆料”、在朋友圈发帖，明目张胆地把涉密信息“炫耀”出去。这种心理，本质上是虚荣心作祟。为了成为朋友眼中的“消息灵通人士”“圈里人”，不惜把关乎国家安全利益的秘密信息当成提升个人影响力的资本。2017年，某领域改革方案初步确定，某单位干部强某看到后觉得涉及圈内好友的切身利益，就私自拍摄方案草稿，通过微信向好友通风报信，被好友发至其单位微信群，引起疯狂转发和热烈讨论，给改革大局造成严重干扰。

有的同志在遇到传达紧急事项或者上级催要材料时，觉得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抓紧完成任务，选择便捷的微信联系没什么问题，只要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了工作，即使违反了保密纪律也无伤大雅、情有可原。这种心理，本质上是没有认清一旦发生泄密问题意味着工作归零的道理，以致本末倒置、是非颠倒。2019年，某单位干部廖某使用微信传达1份机密级的紧急通知，在接受调查时非但没有悔意，反而觉得自己很冤枉，称“时间那么紧，不用微信根本传达不过来”，直到面对调查人员“为什么不发动骨干分头传达”“是泄密危害大还是传达延误危害大”的质问，才幡然醒悟、后悔不迭。

有的同志看到别人使用微信传发涉密信息，觉得即使违规了，追究起来也是法不责众，如果在这样的“小事”上也规规矩矩，会被别人看成胆小怕事。最终，自己也成为“破窗效应”的俘虏，盲目跟风违反保密纪律。这种心理，本质上是在常见的违规现象面前丧失了独立思考，动摇了本就不够牢固的保密意识，被裹挟着“集体闯红灯”。2021年，某单位干部游某值班期间收到1份秘密级通知，想起单位平时用于交流的微信群里常有人发送内部信息，便盲目效仿，拍照上传。案件发生后游某对调查组说：“以前也学习过微信泄密的通报，但总觉得身边人这样发了都没事，就没把通报当回事。”

有的同志“身在密中不知密”，认为有些秘密信息没什么敏感性，发到微信上也无妨；有的同志认为，微信本身采用了先进的安全保密技术，只要点对点传发信息，就不会泄密；还有的同志认为，自己只是把信息发给同事，不会扩散到“不可收拾”的地步。事实上，互联网向来是情报搜集的重要来源，开放的互联网社交平台更是各国情报机构监测的重点，信息一经发布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传播范围完全不可控。2021年，某单位工作人员冯某看到1份新出台的涉密政策文件后，通过微信拍照发给同事时某，并再三交代“别往外传”。而时某并未遵守诺言，转而将文件照片发给其他人，最终传播链不断延长、全面失控，冯某、时某均被严肃处理。

有的同志遵循“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”的人生哲学，看到微信群、微信朋友圈传发涉密信息，觉得若要好心提醒会被当作多管闲事，向组织报告会被当作“背后捅刀子”，只要自己默默“潜水”“围观”，追责就找不到自己头上，至于泄不泄密与己无关。这种心理，本质上是不愿得罪人的“老好人”思想，实际上既没有履行公民保密义务，又助长了乱发乱传的不良风气。2020年，某单位干部吕某在单位微信群中传发涉密信息后，先后被3个微信群转发，而这3个群中近百名同事，竟没有一人出面提醒制止，默视涉密信息全面扩散。最终，3个微信群管理员都被追究相应责任。

欲治顽疾，先除心魔。遏制微信泄密问题多发频发势头，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从自身做起，心存戒惧，严守底线，共同维护国家秘密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