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李昌福，赤水市宝源乡人，已年近古稀，读了11年书，务了两年农，当了28年兵，收了12年税，做了9年非公经济党建工作，退休后在仁怀市居住，现在仍是一家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，正继续为党建工作发挥余热。入党48年来，我常常忆起铬印在心灵深处、终身想念的那些人。
1960年，由于饥饿所迫，能吃的树皮、草根、野菜吃光了。母亲听说远山有“仙米”(神仙送的米)可挖来吃，于是就去挖。到了一看，“仙米”原是白色、细腻、有黏性的泥块。母亲半信半疑挖了一些背回家，做成窝窝头蒸给全家人吃。我拿着“仙米粑”想吃而吃不下去，于是走出家门，站在院坝边用舌头舔“仙米粑”。公社的张树林书记去粮站买供应粮红薯回来路过，“小朋友，你在吃什么？”“仙米粑。”“给我看看。”张书记一看是泥巴便扔掉，将提着的红薯给了我一个，我接过红薯，连忙用手搓了搓，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地啃吃起来。在我幼年的心灵中，“张书记”是送吃的好人。1965年，我考进了县城第一中学。那时，吃的困难基本解决，穿的困难依然存在。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，经济比其他同学家困难。冬天上课，我只有穿两件单衣、一条单裤、一双破旧胶鞋，坐在教室冻得浑身发抖。有一天，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齐子清走进我们班教室听课，坐在我身后，看见我身子发抖，牙齿咯咯嗑响，用手摸了摸我的身体，二话没说就走出了教室。等我下课走出教室，齐校长手里拿着一件半新的棉衣走到我跟前，说是送给我的。棉衣还没穿上身，我的心里就涌进了一股暖流。在我少年的内心里，“齐校长”是送衣的好人。1966年，遵照党中央指示，中学校要选师生代表去北京参观学习，我有幸成为一名代表。到了北京住下，我穿的破旧胶鞋很脏就脱下洗净晾晒在住宿处阳台，赤脚去天安门前照相留念。旁边的两名解放军见我双脚冻得绯红而走到我面前，年长的那名军人望着我胸牌上的“遵义革命师生代表”问我：“同学，你的鞋子呢？”“洗了放在住宿的地方。”他对年轻的那名军人说：“小张，给你钱，去给他买双布鞋。”“王政委，买多大的？”“你问这个同学。”不一会儿，布鞋就穿在了我的脚上。在我年少的心坎上，“王政委”是送鞋的好人。1968年，我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，成了一名“回乡知青”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在与社员们同生产、同劳动、同生活的朝夕相处中，得知梁“傻子”名叫梁丙兴，是一名老党员。他为了修堰引水帮助乡亲们增收粮食，告别老父老母、妻子儿女，自带粮食、被盖、工具，住潮湿的岩洞，点昏暗的油灯，在工地上一干就是整整14个春秋。他的收获，除了每天记10个工分，得到的便是一身风湿疾病，双眼几乎失明。人们在背后议论：“我就想不通，他到底图个啥，真是个‘傻子’”。听到传言后他说：“只要大堰能修通，我啥子都想得通。”我深受感动，梁“傻子”是我学习的榜样。1970年，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严甫仁极力推荐我上高中，说是要为队里培养有文化的接班人。我到了学校勤奋学习，积极工作。努力求进，当上了学校团委组织委员，五连副指导员(学校学军队编制)。1972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。有一天，严支书找我谈话：“昌福，你有文化，表现很好，党支部要培养你入党，你写份入党申请书吧。”一听这话我非常高兴，“谢谢支书，入党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我马上就写，马上就写。”当天我就把入党申请书交到了严支书手中。当年，大队党支部就接收我为共产党员，并推荐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让我逐步成长为一名团职干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张书记、齐校长、王政委、梁“傻子”、严支书等都是共产党员，都是给人民送好处谋幸福的。虽然我的入党志愿书只填写严甫仁、胡泉忠两名同志为入党介绍人，但是，张书记、齐校长、王政委、梁“傻子”等都是我的“入党介绍人”，是他们感动了我，教育了我，培养了我，激励了我，让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想努力为党工作，想争做优秀党员。
